面对社会的期望,高校该如何在改革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持特色?日前,刚刚上任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
 
记者:离开十几年,重返华科大,有什么感想?感觉有什么不同?
 
丁烈云:担子更重,责任更大。华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,发展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大学,在我国的人才培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有很高的地位。
 
华科大发展很快,变化很大。主要表现在学校瞄准国际学术前沿、国家重大战略需求,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。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“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”“精密重力测量研究设施”项目,能够在这么短时间立项、建设。还有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(筹),也是在我离开学校之后建立的。
 
记者:社会对高校的期望很高,大学毕业了,想要找到理想的工作却很难。您认为学校应该为学生做些什么?
 
丁烈云:学生的就业与一个学校的办学定位有很大的关系,就业一定要将学生当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相结合。这表现在办学理念上,就是学校要培养通才还是专才。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今后的适应能力强,专才培养则能够让学生很快进入职业角色。华中科技大学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,要在通才和专才的培养上找到平衡点。
 
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优秀学生,是大学的使命。大学要以育人为本,比如,我们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,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,让学生受益。有一句话叫“学在华科大”,华科大有这么多学术平台,有很多应用开发过程的体验,学生到华中科技大学来,就能和这些平台的科学家进行零距离的交流。同时,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创造好的硬件学习环境,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支撑。举个例子,学生宿舍人均建筑面积为8至12平方米,年人均费用是1200元,但其中差别在于:建人均8平方米的宿舍,对于学生而言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,若以人均12平方米为标准,就可以含有洗衣房、阅读室,多了三分之一的面积标准就能按照社区的理念来进行宿舍建设,那就是建一个家而非仅仅一张睡觉的床,一个家的育人环境和一张床的育人环境显然是不一样的。这是我们要努力的。
 
记者:大学正面临改革的关键时期,您怎么看待自主办学和“去行政化”?
 
丁烈云:自主和自律是相对应的,自主办学意味着更少的行政约束,但不代表大学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。
 
中国的大学有四种力量要发挥好,要准确定位这四种力量,明确大学完备的治理结构。这四种力量分别是:党委领导的政治力、校长负责的行政力、教授治学的学术力和群众监督的民主力。行政力是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具备的管理机制,而且管理效率要高。现在大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教授治学的学术力应该怎么纳入规范化、制度化的体系之中,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学术委员会。现在学术委员会有两种情况,其中一种是由校长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,校长虽有学术背景,但是考虑学术问题往往会带有行政色彩。新的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规定必须二分之一以上的人没有行政职务,我认为这个比例应该更大。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适当分离行政和学术,处理好二者的关系。目前高校学术的力量还没有发挥得很好,高校应该赋予学术组织更多的权力,特别是在学术事务中决策的职能。这几种力量都应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,学术权力也要受民主监督。我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樊明武院士说得好,学术委员会不能成为行政化的组织,而且其行为也应受到监督。
 
记者:国外一些知名大学的校长认为中国的大学是在搞经济,做课题搞项目是为了谋求利益,而非育人的大学。您作为大学校长,认为原因何在?
 
丁烈云:这不是中国高校的实际,不是普遍现象。但一些地方也确实存在这一问题。这有两种原因,一是目前学校的工资体系结构极不合理,教师薪酬除了基本工资外,还必须靠科研、社会服务等来增加收入养家糊口;二是与管理体制有关。学校最大的贡献除了培养人才以外,也要做好应用研究的学术,做好科技与经济的对接,做好科技成果的转化。但研究工作不应该跟科研提成挂钩,不应是能获得多少收入就投入多少精力;而应与研究任务挂钩,不管钱多钱少,都应该全身心投入。
 
记者:在治校的改革中,如何继续保持华科大的特色?
 
丁烈云:改革一定要从学校本身的校情和特色出发,实事求是。华科大的创新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谓之“顶天”,也就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础研究。华科大有一流的创新基地,如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、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,在全国只有极少的高校拥有这样的平台。这些,为科学前沿的探索和学校未来的发展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。我们将继续努力“顶天”。二是谓之“立地”,也就是面向国家和企业重大需求的应用研究,“学研产”结合一直是学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。研究探索要“接地气”。我们要打造类似于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关系,推动华中科技大学与“中国光谷”更好地互动共赢。
 
理论探索要“顶天”,应用研究要“立地”,学校要回报社会,要做好科技与经济的对接,推动社会经济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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